【原载】 《文学报》2009-01-08

在今天的文坛，人们最怕的就是批评之声。一个不能正视批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不能正视批评的文坛一定是虚假的圣坛。

      一

     三十年，对于一个人的年龄来说，不是个小数字。但对于匆匆的岁月之河，似乎就显得微不足道。虽然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甚至是一个人的历史，可我们还是愿意参照它。就中国历史而言，这三十年的波澜壮阔，足以在历史长河中留下鲜明的烙印。

      我们过去一直说新时期文学，就是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确切说，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前后到2008年以来的文学。因为，在1976年前后，文学中的小说和诗歌已经冲出禁区，发出了第一声呐喊。标志性的就是“四·五事件”中的诗歌。其实，这样分我并不十分认可，我更愿意将这三十余年的文学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6年到1989年；第二阶段从1990年到1999年；第三阶段从2000年到2008年。这样，这三个阶段与建国十七年、“文革”十年便形成了五个特征明显的阶段。

      新时期文学的第一阶段，以诗歌为发端，小说和报告文学并举紧跟，形成波涛汹涌之势对“文革”进行了彻底的控诉与反思。这一时期的关键词是:“知青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朦胧诗”和“报告文学”。

      新时期文学的第二阶段，以汪国真、席慕容的诗歌为发端，之后掀起散文热，最终以余秋雨的出场而成为这一阶段标志性的符号。相对于散文，这一阶段的小说由第一阶段干预社会的“向外写作”开始转变为关注人自身的“向内写作”，小说的轰动不在艺术本身，也不在形成社会思潮，更多是猎奇与另类，突出的是贾平凹的《废都》和一些女作家追求的“身体写作”。报告文学这个曾引领时代潮流的新兴文体，在这一阶段逐渐淡出，到后期几乎成了“广告文学”的专有名称。诗歌近乎于整体败落，想来“饿死诗人”的说法决不是无中生有。

      新时期文学的第三阶段，是没有标志性的阶段，既是第二阶段的延伸，又不同于第二阶段。尽管主流文学还不予接纳，网络文学却以势不可挡的力量在70后、80后、90后的年轻人中形成蔓延之势。主流文学的作品如果不靠电视剧的带动，几乎被一个时代边缘化。在当下，人们形容主流文学是“自己的自助餐”“被窝里出汗自己热”。最有意思的是，各地的作家协会虽然相继取消作家终身制，实行合同制，但多年下来，跟中国足球联赛没什么两样——作家的收入高了，待遇高了，但写作水准每况愈下。很多作家出书靠财政拨款，或自己掏腰包。另一个有意思的状况是，当下的写作者非常多，其人数远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多。八十年代多的不是作者，而是读者。

      二

      盘点三十年文学，有三个标准不能回避:一是所创作的作品对推动社会的思想进程起了多大作用，二是这个作品有没有民族特色，在艺术规律上有没有新的突破，三是所创作的作品为中国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画廊增没增加标志性的典型人物。以小说为例，我们所以说鲁迅、老舍是大师，除了他们的地域性语言非常鲜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分别为中国文学、世界文学画廊添加了十几个典型人物。当代文学三十年，能留下典型人物的作家有几人？铁凝塑造了香雪，高晓声塑造了陈奂生，邓友梅塑造了那五，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恰恰，这些人物不是在第二、第三阶段塑造的。这又向我们说明了什么？

      报告文学这个文体早已有之，有人说《史记》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将报告文学称为特写。特写不是通讯，有一定的文学性，不仅记录事件，还塑造人物。三十年前，随着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问世，在新时期文学和科技的春天问世的同时，报告文学这个文体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八十年代前后出现的报告文学，确实是文艺的轻骑兵，篇幅短小，思想深刻，揭示社会矛盾，展示人物命运，塑造人物形象，且能很好地将文学性新闻性结合。进入九十年代后报告文学开始淡出舞台，除文学的整体脱离现实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当下的报告文学写作者对文体本身缺乏基本的认识，结果是越写越长，文学性很弱，新闻性也并不突出。即使像汶川地震这样的重大题材，至今没有难忘之作。整体印象是作品越写越厚，人物越写越薄。

      诗歌历来是时代的晴雨表。新时期文学，以诗歌发端，极大地影响了一个时代。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极为罕见。即使到今天，诗人在人们心中的位置依然是至高无上的。自九十年代汪国真、席慕容之后，大陆在诗歌上好像再也没有重大影响的诗人和作品。九十年代后期，台湾诗人余光中凭借一首《乡愁》诗曾一度在大陆产生较大影响。2008年的冰雪及地震之灾，倒是唤醒了中国人的诗情。是的，时代需要诗人，但需要的不是写千行万行的诗人，而是一句诗就能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

      散文放在最后一个文体谈，不是我的本意，主要是由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毫无疑问，散文在古代文学中，与诗歌占有同等的地位。即使到“五四”以后的30年，其文学史地位也丝毫不比小说、诗歌差。但到建国初期，尽管有杨朔、刘白羽、秦牧三大家散文的出现，散文的整体地位已远不如小说和诗歌了。及至新时期文学的第一阶段，当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已经开始对“文革”进行控诉、反思以及开始寻根并接受西方文艺思潮时，散文还是在粉饰太平地写些风花雪月，这显然与那个时代不相称。

      九十年代初出现的散文热，如同八十年代初的诗歌热，带有一种释放的味道。但时间并不长，大约五六年光景，伴随着以周作人、林语堂以及后来的张中行、季羡林等为代表的学者散文的重出与登场，特别是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文化散文的出现，开始了中国散文新时代的到来。回头来看这些学者化散文的热潮，大致有这样的三点成因:一是经过“文革”和改革开放的十年，人们的思想由狂热逐渐转向理性，人们的生活由贫穷开始向富裕转化，这在很大程度上自然会提升人们的审美水平；二是人们对过去传统的模式化的散文已经产生厌倦，即出现审美疲劳；三是人们对事物的审美由政治、伦理、道德标准开始向文化、哲学思考，给人换了一个认识世界的角度，结果赢得了超意识形态的广泛共鸣。即便如此，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貌似大气磅礴的散文，其实质是背离散文创作规律的。人类创造文学，是因为情感的表达，“山歌都是心头出”就是这个道理。文化散文虽也有情感的表达，但更强调事物发展的内理。有相当多的文化散文作家所干的事不是文学的，而恰恰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宗教学家所干的事。只可惜，这样的散文至今仍为某些人甚至是上层人士所推崇。

      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取得许多重大的经济成就。在意识形态上，也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发展。其中，反对个人崇拜，让领袖人物走下神坛是极其重要的一步。在文艺界，相当长一段时间，曾一度呼唤大师时代的到来，结果，嚷嚷呵呵半天，一个也没有。倒是有好事者整出几个国学大师，到头来社会不承认，大师们自己也不敢冒领这个圣人般的头衔。从大师我又想到大家、名家。大家这个词很吓人，我总以为能称得上大家的，除了作品在某一领域具有领衔的位置，其人品气节也一定为社会所称道。名家，自然是指作品在某一领域具有较深的造诣。在当下中国，能称为名家的成百上千，而真正能够称为大家的寥寥无几。

      自新时期以来，文学界设立了很多文学奖。在最初的十年，设立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奖、诗歌奖、报告文学奖，后来又增加了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这些奖为推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一时期的获奖作家作品我们今天仍然耳熟能详。进入九十年代中期，终止七八年的评奖以鲁迅先生的名字冠之又开始了。这回评奖跟过去不同，主要采取专家评选，没有读者参与。专家最初是指定的，后来业内意见很大，又改成从专家库里抽签选择评委，结果还是出现了“搞报告文学研究的评散文”式的尴尬。可见在建专家库时也有纰漏。不管怎么说，奖最终还是评了，而且评了四届。但问题是，现在评得的奖几乎都被人忘记了，只有作者在名片上印着，在作品后的作者简介上写着。至于茅盾文学奖，包括其他许多以大师的名字命名的奖，也都难逃鲁迅奖的命运。

      假如在新时期文学之后鲁迅还活着，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想，第一，鲁迅肯定不会得茅盾文学奖，他不写长篇；第二，他也不会得鲁迅文学奖；第三，他即使同意用自己的名字冠以什么文学奖，他也不会充当里边的评委。原因很简单，他不需要这些。当下得奖的作家太多了，想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不少，但真正思考文学自身规律的作家不多。自从作家有了职称，一级作家随处可见，就是不清楚他们写过什么作品。各地作家协会纷纷建起了文学院，作协提供工资、补贴、医疗保险、职称、选题、采访经费、研讨经费等等，相当于专业作家、合同制作家的福利院。有个别作家被一个地方“包养”还嫌不过瘾，又许身几个东家，真把自己当成贵妃了。当然，也有个别作家长期坐窝不下蛋的，不下蛋本来应该感到脸红，反而怨东家这也不好那也不是。

      四

     文学界尴尬事不少。最可笑的是各种研讨会。如今的研讨会很少是由主办方发起的，多由个人先找来经费，然后再确定主办方、协办方、承办方。过去文学界开会讲究圆桌会，不分主次，现在则按资排辈。发言的人，说话的多少，轻重，并不取决于作品内容，而取决于看稿费的多少。既然是事先得了好处，会议的基调自然是一边倒。倘若谁有批评之声，就会被视作另类，哗众取宠。既然影响大家的和谐，下次开会就被排斥在外。道理很简单，现在的写作者大都有一定的职务，没有职务也有版税、面子，如果作品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与不足，势必会影响评奖、晋级以至版税收入。在今天的文坛，人们最怕的就是批评之声。一个不能正视批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不能正视批评的文坛一定是虚假的圣坛。

      文学界最让人高兴的事不是评奖，而是大大小小的笔会。几乎所有的作家都热衷于参加各种笔会，既可以切磋创作体会，又可以结交朋友，还可以游山逛水。笔会的主办者大部分是各地的文学期刊。也有作协、文联以及地方政府搞的。这本无可厚非。但近年来，很多小文化公司悟出了笔会的奥妙，他们往往利用各地作家协会、学会、期刊的名义大肆兴办笔会、改稿会、征文、文稿交易会、采风活动，大量收取会议费、书号费，弄得文坛光怪陆离，以为真的是一派繁荣景象呢！唉，这就是今日中国的文坛。很是让人费解与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