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为什么中共“一大”不是选在其他区域而是选在法租界举行？本来，一个会议在某一地方举行，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一定具有必然性。但是，考虑到那时上海城市特殊的政治格局与特定的区域功能，像中共“一大”这样的会议选在法租界举行，还是有某种必然性的。
     中共“一大”的实际筹办，是在共产国际和远东书记处派遣的马林与苏俄情报人员尼科尔斯基1921年6月初到达上海以后仓促启动的，由于部分代表未能如期抵沪，会议开始时间比预定推迟了三天，到7月23号才开幕。会议场所是李汉俊选定的，在李书城家里;代表住所是李达落实的，在博文女校。以情理论，会场与住所的选定，都是二李商量的结果，会场的确定，李汉俊的作用更关键些。不过，无论是分头落实，还是二李共同商量落实，从当时诸人在上海的活动场景来看，会址必然选择法租界。即使陈独秀在上海，会址也会选择在法租界。这只要看看建党早期那些知识分子在上海活动范围和特点即可明了。
      自1919年至1921年，上海介绍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报刊与群体，其活动地点所在地都是法租界，无一例外。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参与或推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知识分子，也都居住在法租界，而且相距不远。这些人的住处，集中在四个地方：白尔路三益里17号；望志路106、108号（今兴业路76、78号）；老渔阳里2号，即陈独秀寓所；新渔阳里6号（后改名铭德里，今淮海中路567弄6）。这四个地方，分处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两侧，东面是《星期评论》社和望志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西面是陈独秀寓所与新渔阳里6号，东西相距不到两公里。
       陈独秀、李汉俊等人活动地点距离这么近，并非偶然，而是与这一地段的人文环境有密切关系。1916年袁世凯病死，黎元洪就任大总统，随后宣布解除党禁，遭袁世凯通缉的革命党人纷纷回国，或从地下转到地上，上海租界成为他们汇聚的理想之处。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政治精英与思想精英常常是一身二任，孙中山、朱执信、戴季陶等人都是既从事政治活动又从事理论建设的人。那也是一个理论混沌的年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与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人士，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常有交叉与重叠。持不同主义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像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那样泾渭分明。在反对北洋军阀方面，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国民党人、共产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那时是统一战线的盟友。所以，他们对居住地、活动地的选择，也往往趣味相同。
      孙中山、陈独秀、李汉俊等人为什么都要聚集在法租界进行活动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了解当时上海不同区域形成及功能分区。上海在1843年开辟为通商口岸时，本是一个普通的沿海港口城市，人口二十来万。由于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襟江带海、腹地广阔等区位优势，由于存在租界，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在开埠以后的几十年里，上海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到1921年，上海城区面积是开埠时的十倍以上。
      1921年前后的上海市政治格局，为三治四界，即存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个不同的行政机构，华界又分为南市和闸北两部分。这四个区域在市政建设、居住条件、建筑风格方面有明显差异，人口素质、文化教育、社会管理方面也有所不同。一般说来，租界的道路设施、交通设施、居住环境、市政管理要较华界为优。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租界事实上是“国中之国”，中国政府既无法管理租界里的外国人，也无法对租界里的中国人进行直接的管辖。在经历战争进行时，无论中外战争还是国内战争，租界都保持中立状态，这就使得租界比华界更为安全。这样，租界就成为众多达官贵人在上海居住的首选之地，也成为众多对现实不满的志士仁人的聚集之地。比如清末，章太炎、蔡元培、于右任等革命党人选择租界作为安身之处；民初，陈其美、宋教仁等人也都居住在租界里。
      同样是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城市化进程，有先后之别。法租界自开辟以后，很长时间人气不旺，生意不盛。1914年以后，有三大因素，促使法租界的发展：一是租界的面积扩展；二是城墙拆除；三是洋泾浜填平。这三件事使得法租界与城厢内外、法租界与公共租界连成一片，为法租界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同样是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在土地租用、社会管理方面颇为不同，公共租界实行的是英国式自治制度，工部局在事实上行使行政权，其董事由纳税人选举产生，实质是商人寡头掌权，所以其商业特别发达，市场观念、资本运作、现代科技比较突出；其土地系外侨私人按章程在特定范围内直接向中国原业主商租。法租界的行使权由公董局行使，实质由法国驻沪领事负责，深受法国文化影响，崇尚的是共和政治价值观，比较重视整体利益，在城市规划、市政管理、公共利益、宗教文化方面比较重视；其土地是按章程整个租给法租界董事局，再由法租界董事局分租给于外侨。
      同样是租界，就地价而言，在30年代以前的相当长时间里面，是公共租界高而法租界低。法租界在城市规划方面也要比公共租界严格得多。这样，在今瑞金二路以东、重庆南路以西、淮海中路以南、复兴中路以北，就形成了一大片经过精心设计、严格按照欧洲习惯建造起来的住宅区。另外，公共租界商业、工业比较发达，土地、房产增值快，工业布局获得的税收多，政府比较有钱，治安管理比较到位。而法租界商业工业不够发达，董事局获得的税收比较少，行政经费短缺，治安管理比较差，对烟、赌、娼之类眼开眼闭。这样，法租界在治安管理方面漏洞比较多，对于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来说，可以利用的机会也就比较多。法租界交通问题也解决得比较好。1921年，这里登记的人力车每月平均6000辆，私人包车每季度平均900辆；到1921年，这两种车辆分别增加到9000辆和2650辆。
      如果说，在袁世凯的时代，法租界对进步人士活动还有所压制，那么，自袁世凯死后，党禁解除，法租界便是进步人士活动比较理想的场所。事实上，只要不是明目张胆地进行反政府的暴力活动，法租界当局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多干涉。陈独秀在1921年10月、1922年8月两次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拘捕，理由都是宣传“过激主义”，经有关方面斡旋，分别罚洋100元、400元了事。出狱后，还是照样在法租界活动。而孙中山在上海的活动，是得到法租界当局默许和保护的。
      建党活动在法租界进行，对于吴廷康、马林、尼科尔斯基等共产国际派来的人物来说，也是比较方便的。1920年，有大约五千名俄侨，主要生活在法租界。这为吴廷康等人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无形中起了掩护作用。吴廷康在给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告知他在上海的通讯地址，一是俄侨在上海的一个进出口公司“全俄消费合作社”，一是俄文《上海生活》报，那是俄侨1919年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份俄文日报。这两个机构都在法租界。吴廷康在上海住了几个月，活动频繁；吴廷康夫人在外国语学社教授俄文。如果没有那么多俄侨，他们就会特别显眼。
      综上所述，法租界（特别是新区）在上海城市化过程中较之公共租界占有后发优势，规划严格，道路宽畅，人口密度不高，环境优雅，交通便利，房屋建筑精致，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这些因素，正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所看中的。这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集聚在这里的根本原因。他们居住在这里，活动在这里，在这里举行中共“一大”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摘自《学术月刊》（沪），2011.3.11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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