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改革的成功启动取决于一系列的政治要素：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保持“人民主权”思想是最重要的前提；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不断深化，是改革启动的思想源泉；中国原有政治结构中的上、中、下层形成的合力，是改革启动的强大动力；领导人个人的作用和党的领导集体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改革迈出第一步的重要原因；改革和开放的有机结合，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最成功的经验之一。
【关 键 词】 人民主权；思想源泉；有机合力；继承和发扬；改革和开放
【作者简介】 关海庭，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中共党史研究》（京）,2011.3.16～25
【基金项目】 该论文由2010年度教育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专项课题资助(10JDJNJD009)。
Politically Analyzing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Reform
of Contemporary China
Guan Haiting
Abstract: The successful launching of China’s reform depended on a series of political factors: the most important prerequisite was to proceed from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nd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popular sovereignt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deological lin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became the source of ideas for the reform;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strata in China’s original political structure formed a powerful driving force of the reform; the initiative of the leaders and the Party’s collective leadership’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fine traditions initiated the first step of the reform and the combination of reform with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i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China in this undertaking.
　　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①。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是人，一个是制度。人是社会人，有自身的价值观念；制度则是影响人们行为的一系列的规则，这些规则既包括硬性的因素，如条文、规章，也包括软性因素，如传统和习惯。现代政治发展最先关注“国家与制度的建构”，后又关注“人的行为”，到现在关注“人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就是对人和制度两个因素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及其规律认识的结果。在人与制度之间的互动中，又突显出价值观的作用。价值观是基础，人是政治发展的主体，而制度则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手段。也可以说体制转型过程是三者的互动过程。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震惊世界的伟大变革，是对原有旧体制的部分否定和扬弃。迈出改革的第一步是至关重要的。这个第一步迈得怎么样，直接关系到改革能否顺利推进。这一步迈大了，使人们难以承受，就会引起社会震荡；这一步迈小了，不触动关键问题，改革就不能启动；这一步如果迈得不稳，留下后遗症，会增加改革的阻力。因此，对改革起步政治要素的分析，对于总结党的改革开放历史及其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很多学者对中国改革起点作了深入的研究，并认为中国改革顺利起步，是因为中国有独特的优势。对这种独特优势的研究有四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落后的优势”。中国改革初期人均GDP 236元，而当时的苏联已有6 565元②。由于中国太落后了，只对生产关系稍加调整，就会引起生产的增长；增长的余地大，很容易走上渐进的发展道路。生产关系调整的余地很大，是改革起步阶段成功的重要原因。③
　　第二，“资金的优势”。中国有一个特殊的国情，就是有“港澳台”地区，当时这些地区的大量资金投资到内地。到1983年底，在中国大陆获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1 361家，实际投资10.1亿美元。1984年和1985年，新批外商投资企业4 925个，协议外商投资金额82.2亿美元，外商实际投入19.1亿美元。而上述相当一部分投资是港澳台和海外华人的投资。海外华人投资的增加使得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快速发展。一句话，雄厚的资金导致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是初期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
　　第三，“比较的优势”。中国从1949年开始进入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具有后发优势。1979年以前中国就存在这种后发优势的潜力。但那时中国不知道如何利用这种潜力，试图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与高收入国家相似的资本密集型行业或技术密集型行业，政府想要支持发展的行业恰好违背了中国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认识到了这一点，采用一种“双轨制”方式：一方面，继续给重点行业中不能自生的企业提供过渡性的保护；另一方面，在自己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如劳动密集型行业里放开行业准入。因此中国能同时实现稳定与强劲的增长。增长又逐步为改革那些没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创造了条件。这样中国逐步迈向了市场经济。④
　　第四，“块块的优势”。“中国的层级制是一种自1958年以来就存在的以区域‘块块’原则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地区的形式（M型经济）。中国在M型组织中，层级的基层政府（农村地区的乡、村政府，城镇的区、街道政府）与其上级政府之间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权利，但它们却有很大的自主权得以在国有部门以外建立市场取向的企业来使本地区得到发展。而且，地区之间争先致富的竞争也迫使地方政府容忍甚至鼓励私有企业的发展”。中国的“块块”体制导致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是中国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⑤
　　上述观点都是很有见地的，都从一个方面对中国改革成功起步作了深入的分析。从政治学方面再进行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理解。
二
　　作为从上至下，由执政党发动的改革，其改革的动机是至关重要的。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改革启动最重要的前提。具体说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人民主权理念的一致性，保证了改革的成功启动。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保证党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
　　从一般的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不会成为某一集团和阶层的代表。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的基本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所有，执政党仅仅是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权力，保证生产资料的有效运行。然而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也很容易产生代表自身利益的特权阶层。因为，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在代表广大人民管理国家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同样会将管理国家的权力变成获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并且这个过程有其自身的惯性。一旦通过权力获取经济利益之后，就会拼命保护这些利益，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代表其自身利益的特权阶层。苏联共产党的演变过程，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比较早地看到了执政党蜕变的危险性，因此，为了防止党脱离群众，他系统地提出了党自身建设的理论，并制定了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
　　第一，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多种渠道保证党能够倾听到群众的呼声，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干部定期参加劳动和调查研究的制度。规定党政机关每星期都要有半天时间到郊区和农村参加体力劳动。毛泽东多次提到：“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现在“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要搞几个点，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⑥。
　　第二，严格的政治学习制度。坚持日常的政治学习。各单位每个星期都有半天的政治学习时间，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把不同地区相互学习“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除此之外，定期进行整党、整风，“一年、两年整一次风”。⑦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反思自己的行为，将各种不良行为在刚出现时就加以制止。这样，既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又能有效防止各种错误思想的滋生。
　　第三，严格控制各级领导干部的生活标准。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党就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生活待遇作出了明确规定，而且不断完善。这些规定既保证了各级干部有一定的特殊待遇，又不使其差别过大。比如20世纪60年代前期我国干部工资的级差，最高的是行政一级，月工资500元左右；最低的是二十三级，月工资50元左右，最高的和最低的相差10倍左右。现在来看，这些规定还是比较科学的。
　　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特权阶层的坚决反对使各级党政干部难以获得固定的既得利益，更难以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客观上为改革的成功启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改革的初期，对绝大多数干部来说，在原来的体制中没有什么既有利益需要守护，人心思变，对中央传达的重大决策，基本上都“反应强烈”，表示拥护⑧。这同苏联改革初期一些干部对改革的激烈抵触行为，导致戈尔巴乔夫认为党内存在一个“障碍机制”，“决定绕开他们”，大规模地撤换干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⑨。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反对官僚特权的思想。在改革初期，他也专门讲过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生活待遇要严格规定，包括住房、管好自己的子女、用车费等问题，认为还要“把我们的老章程恢复起来”，并在改革开放初期就通过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邓小平还明确说：“作出这个规定稍迟了些，实在是因为顾不上。但现在再不作这样的规定，我们就无法向人民交代了。”⑩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对官僚特权的反对以及对干部的管理和纪律约束，使得党政干部等强势群体在改革开始后，难以像俄国体制转型时期的所谓“精英阶层”那样肆无忌惮地攫取公共利益，在产权变革中，将公产变为私产，形成具有极强“分利”倾向的寡头集团。这为改革初期各项变革在平稳有序中进行创造了条件。
　　改革的顺利启动也得益于党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与作风：一是党十分注重自身建设，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二是政治动员的传统，包括政治宣传、深入的思想工作、树立先进典型等等。归结为一点，就是一切工作都围绕着“人民群众”展开。从倾听群众呼声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把“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作为立党之本。正因为如此，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勃勃生机。
　　总之，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所以能较为顺利的发展，就在于党始终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把民生问题放在党的工作首位。根据最近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按5级量表赋值方法测量（5分最高，1分最低）中国城乡居民总体满意度为(11)：

　　诚然，中国目前面临着贫富分化扩大的趋势，并已涉及党的执政基础，只有解决这个问题并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持续保持在一定的水平。
三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思想源泉。“这条思想路线，贯穿于二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12)如果从改革的起点来分析，思想路线的作用就更加明显。它表现为“三个统一”，即解放思想与政治原则的高度统一；务实态度与小康战略的高度统一；局部试验与全面推广的高度统一。
　　第一，解放思想与政治原则的统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其核心就是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从建立的那天起，可供选择的模式并不多，或者说，只有苏联的模式可供借鉴。毛泽东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但从总体上说，并没有突破苏联模式；个别地方，比如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可能比苏联模式有更多空想的成分。加上改革开放之前的10年，“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13)。
　　正因为如此，中央明确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78年6月，邓小平根据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不同意见，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14)。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是如何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从社会中产生的思想，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规律，只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经过实践检验才能证明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思想混乱，主要是对社会主义一系列原则的怀疑甚至是否定。对此，1979年3月邓小平及时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后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解放思想与政治原则高度统一的体现。
　　1987年3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15)
　　第二，务实态度与小康战略的统一。务实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1977年他刚复出工作不久，就着力推进科学和教育的发展。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恢复了高考制度，并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当时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发展和走向富裕的问题。他认为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不能总是这样贫穷。他说：“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同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相称”，“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16)邓小平理论的主线非常清楚，就是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农村改革、教育改革、科技改革、党的建设都深刻地体现了务实的态度。
　　更为可贵的是，邓小平还将这种务实改革同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紧密结合。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会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为团长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17)。两天后，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表述成“中国式的现代化”(18)。7月28日，邓小平在接见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负责人的谈话中说：“如果我们人均收入达到一千美元，就很不错，可以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19)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明确提出：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就是“小康之家”(20)。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用“小康”来描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邓小平的“小康”发展战略，有几个基本点：其一，“小康”是最基本的目标，要防止急躁情绪，发展一定要稳步；其二，人均1 000多美元，发展的成果要“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不能出现像西方国家那样大的贫富差距(21)。其三，这是一个战略目标，大约用20年的时间来实现它。后来邓小平进一步明确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使小康目标更加具体。
　　第三，局部试验与全面推广的统一。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一定要从具体的实际出发，又要有一般的指导，要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先进行局部的试验，取得一定的经验之后，再逐步推广。中国农村的改革，从1978年就开始了，安徽、四川等省分别进行试点。到1982年中央发出了《全国农村工作纪要》的一号文件，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城市和企业的改革，从1979年就开始了，特别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先在100多个国营大中型企业实施，到1980年6月试点企业达到6 6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总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22)。直到1984年10月，中央作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更为典型的是特区制度。1979年中央决定建立特区，并通过了相应的文件，经过了大约10年的试验，各地纷纷建立开发区并施行优惠政策。
四
　　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打破原有的政治结构，在原有政治结构薄弱和矛盾的焦点地带有所突破。中国的改革最初选择在农村的基层并得到了中层和高层的大力配合和支持，形成了一个整体推进的合力。这种合力的形成也是中国改革健康启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迈出改革的第一步是十分艰难的。在改革之前，中央政策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人民公社制度被写入当时的宪法，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大寨的道路是当时农业的发展方向。历史上多次包产到户的尝试，被看成是公有制的对立物，都在政治运动中烟消云散了。1978年兴起的改革，是中共内部上、中、下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层群众三方合力的产物。
　　第一，改革之前至1978年：基层农民的生死抉择。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决定在保证交够国家公粮和集体提留的前提下，实行分产到户，并写成契约，每个人都按了手印，保证严守秘密。这颇具悲壮意味的一幕，被认为是农村改革的起点。实际上，在此之前，中国基层农民有过多次创新的改革，但因为得不到支持而夭折了。1956年安徽芜湖地区生产组包工包产；1956年四川江津地区包产到户；同年浙江永嘉县也推行包产到户。1962年，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70%以上的生产队在短期内解体，推行“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成为西北全区的一大政治事件。
　　实际上，基层农民的创新也是被“逼”出来的。以小岗村为例，1966年至1978年13年中人均口粮只有200多斤，10个工分只值二三角钱，穷到“农民种田，国家给钱，缺吃少穿，政府支援”的地步。饥饿使人口锐减，全队1 100亩土地荒掉了1 000亩。从全国来看，1978年底人均年度纯收入为133.57元，比1957年仅增长60.62元，每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9%，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同时，约有2亿人口尚得不到温饱。当时有一份关于某个贫困地区的内部报告曾经指出，过去我们不仅剥夺了农民的财产，也剥夺了农民的自由。这是造成农民贫困状况几十年改变甚少的两个重要根源。(23)
　　第二，1977年至1982年：“擦边球”——地方政府的灵活选择。改革经历了一个从点到面的过程。个别地区的农村改革，点燃了中国农民的希望之火。但这种希望之火，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很难形成燎原之势。当时，中国的地方政府处于“两难”的困境：一是在垂直控制的政治体制中，不可能违背中央的政策；二是又能直接感受到基层群众的疾苦。拿这场改革先行的安徽省来说，1977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能够维持温饱，其中，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25%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40元(24)。他们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应急性的和灵活性的方针，我们将这种方针称之为“擦边球”策略，这在当时整个改革体系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77年6月，中央调派万里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上任伊始，万里深入农村，调查农村实情，了解基层干部群众的想法。1977年11月，安徽省委通过了《关于当前农村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对原有的农村政策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明确提出：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落实按劳分配制度；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根据不同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也可以责任到人；以及队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省委六条”公布以后，立即在全省农村产生强烈反响，社员们倍感欢欣，争相传告。
　　1978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也通过了类似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的文件，在四川推行相对宽松的政策。不久，贵州、内蒙古等一些省、区的领导干部不愿再等待下去，开始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向传统的农村政策发起冲击。
　　然而，就在地方政府支持农民自发创新之时，来自上层及各个方面的阻力、压力也迎面袭来。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封读者来信，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这封信坚决反对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一石激起千层浪，就在基层干部群众茫然若失的关键时刻，万里到基层做工作，表示“联产承包制是省委决定的，你们放心干，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1979年4月，贵州省委下发通知，明确作出“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允许”的规定(25)。其他省、市、区的领导也作出类似的决策，这场风波渐渐平息下去。
　　第三，1982年至1986年：中央积极引导。毫无疑问，在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密切关注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发展，因势利导、适时地调整并出台新政策，紧紧把握改革的大方向，这是中国顺利走上改革道路的最重要原因。
　　安徽农村实行改革后，争论还在继续，特别是在上层。1980年2月，国家农委主办的刊物《农村工作通讯》发表《分田单干必须纠正》的文章，指责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导致两极分化”。接着又在第3期上刊登《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批判“包产到户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它实质上是退到单干”。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有关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26)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纪要指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27)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下发5个关于农村改革和农村政策的“一号文件”，这5个“一号文件”指明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性质，标志着党在改革开放时期农村政策的初步确立，巩固和发展了农村改革的成果，促使中国农村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发生了深刻而影响深远的变化，并由此启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巨轮。
　　这其中特别需要论述的就是“擦边球”策略。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有三个基本的背景：一是中央集中控制下的层级制约体制；二是把社会主义理想变为现实的仅有苏联一种模式；三是政策权威高于制度权威。在这种背景下，想一步到位取得制度上的重大突破十分困难，除非采用流血的方式，像苏联那样。历史证明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而可利用的，就是政策本身的伸缩性。像安徽的“省委六条”是典型的利用政策伸缩性的“擦边球”策略，其中提出“根据不同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落实按劳分配制度”等等，都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改革者正是从积极方面来理解和发展了这些政策，推动了改革的发展。原有的制度和政策中，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在打“擦边球”的过程中，验证哪些是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推广合理的，取消不合理的。1979年国务院下发国发(1979)74号文件，主张大力发展社队企业，要求各省、地、县都要成立社队企业管理局。但当社队企业发展起来后，同原有的体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河南卢氏县兴办桐油加工厂，收购本社农民生产的桐油籽，与县粮食和供销系统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官司一直打到邓小平那里。农民坚决拥护新的政策，不久国务院发出公告，撤销了粮食部和全国供销总社。(28)诚然，这种策略也有反面的例子。改革开放初期，建立外向型经济和经济特区，由于有些政策不明确，导致走私猖獗。中央迅速采取措施，保证了经济的顺利发展。“擦边球”策略从正反两个方面显示出了优势性。很多改革的亲历者都充分肯定了“擦边球”策略。1983年任广东省省长的梁灵光在回忆广东改革的历史时说：“灵活掌握和运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不断开拓创新，是保证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关键。”(29)
五
　　历史唯物主义承认个人和历史传统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杰出人物尤其是杰出的政治家，他们往往是一定历史任务的主要发起者和倡导者，或是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的决策者、指挥者和组织者。他们鲜明的个性特征最终使历史发展呈现出丰富生动的具体面貌。
　　邓小平个人的作用和党的领导集体对党的优良传统的挖掘和继承，是中国改革成功迈出第一步的重要原因。
　　在中共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邓小平是其中的核心成员，能力也是十分突出的。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谈到过他的接班人问题，其中主要涉及两个人，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30)。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邓小平就处在中央领导工作的第一线。“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曾主持过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几上几下的经历，使得他在中央和全国人民中间建立了极高的威信。毛泽东去世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勇敢地承担起了历史的重担。
　　邓小平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加上后来相对年轻一些的领导干部，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特别是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在改革的进程中，这种意志比什么都重要，是改革措施不断贯彻执行的重要保障之一。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特别是较好地挖掘了党内民主的积极因素，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多次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作出了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和科学决策。仅举宝钢为例，宝钢的建设从深入调查，反复论证，集体决策，到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质询；经过了创建到调整、退够再到复建、进而扩建的过程，充分反映决策的民主性(31)。党的决策过程可以概括为：深入实际，充分讨论；局部试点；反复协商；集体决定。在这个过程中，将民主和集中有效地统一起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党内民主传统逐步恢复，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显示出较大的优越性。这种独特的党内民主传统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坚持集体领导。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是以制度化的途径实现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并对如何实现集体领导作了具体的规定。从党的七大以来，党内就形成了集体领导的传统。尽管这个传统曾一度遭到破坏，但改革开放以后很快就恢复了。重大问题一定要集体讨论，最后是少数服从多数，实际上改革初期的决策也是这样作出的。
　　第二，坚持党内要有一个核心。列宁在论述无产阶级政党运行的原则时明确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而政党是由相对稳固的领袖集团来主持的。列宁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党内要有一个完整的层级制约体系，保证其运转的高效率。这是由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艰巨任务和特殊形势所决定的。党内的领导核心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几个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成员复杂，任务艰巨，领导核心就显得非常重要。对此，邓小平曾总结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32)这个核心，是我们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
　　第三，坚持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创新是她的生命力所在。建党初期同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土地革命时期的“创建红色政权”；抗日战争时期同国民党各自保持独立政权和军队的“第二次合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区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很好地体现了制度创新，对党和国家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设立顾问委员会也是很典型的制度创新，其着眼点是寻求发挥老同志的作用与提拔年轻干部之间的平衡。
　　中国的改革开放启动之初，也正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新老交替之时，或者说，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交替之时。如何解决领导干部的终身制问题被尖锐地提出来。一方面，要提拔年轻干部，正如邓小平所说：“错过时机，老同志都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33)但另一方面，又要“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34)。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明确提出：“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35)。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决定设立顾问委员会。
　　中央顾问委员会在改革初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包括：支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深入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支持对经济的治理整顿；坚决支持平息“1989年的政治风波”，培养年轻干部等等。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在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高级领导干部岗位的同时，发挥老同志的作用，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都是党内最优秀的人才和精英。“最优良的政体就该是由最优良的人们为之治理的政体。”(36)世界各国尽管政体不同，功能不一，但有一条原则是共同的：担任公职的人，“他们都具有出众的才德，善于为政，而且邦内受治的公众都有志于，也都适宜于，人类最崇高的生活”(37)。
　　西方国家历史上贵族政体中元老院的作用是很突出的。就是现代社会，也要有德高望重、富有远见的人组成专门机构，集中考虑国家的大政方针和长远规划，如英国的上议院，美国的参议院，俄罗斯的联邦院等等。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成立的顾问委员会，这个机构实际上起到了“元老院”的作用。
六
　　将改革和开放有机地结合，以开放推动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最成功的经验之一。
　　开放的合理性在于符合制度变迁的规律，有利于制度创新的发展。因为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因素，即制度体系中的软性因素，如习惯、传统等等，常常滞后于制度体系中的硬性因素，如规章、法规等等。如何使制度变迁中的软性因素和硬性因素协调发展，是改革过程中必须处理的重要问题。换一个角度说，改革的某些政策不能太超前，太超前了人的观念跟不上，就会造成激烈的冲突；但又不能太保守，太保守了不会推动改革向前发展。这个“度”是很不好把握的，永远也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要想准确把握这个“度”，最好的办法就是扩大开放的力度，让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多元文化形成一个自由交流的空间。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却有先后之别；中国是相对落后的国家，我们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要吸取西方政治文明的合理因素。文化上的充分交流，会影响到人们观念的变化，这有利于对改革政策的理解，缩小现实和理想的距离，减弱人的观念之间的冲突。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有两次大的举措和制度创新，都同开放联系在一起。
　　第一次是引进外资。1978年5月，中央派谷牧副总理率领一批省部级领导干部赴西欧考察后，6月30日10多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听取汇报。在汇报中，资本主义国家飞速发展的现实；发达国家资金过剩，技术寻求市场，商品要找销路的紧迫感；国际通行的卖方信贷、买方信贷、补偿贸易，吸收国外投资的经验，在中央领导层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很快就促成了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六五期间，我国利用外资总额达到200亿元。(38)
　　第二次是建立经济特区。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了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1979年4月，广东省、福建省两省要求特殊政策。中央立即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创办经济特区。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50号文件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经济特区。1980年8月27日，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完成了建立经济特区的国家立法程序。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时报》第二天就刊登了这个消息，并称“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正轰然鸣响”。1984年1月22日至2月16日，邓小平视察了广州、深圳、珠海、厦门和上海，充分肯定了创办经济特区的举措。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84)13号文件批转《沿海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开放沿海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城市。1988年又通过了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中国对外开放向深入发展。
　　开放的最大收获就是逐步改变着人们的观念。改革的每一步都是有争论的。但通过开放，眼界开阔，很多争论迎刃而解。1978年5月广东省的领导参加了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西欧访问，回来后向广东省处级以上干部3 000多人进行传达，争论了很久的各级权力下放问题得到解决(39)。国际上出口加工区的经验，成为中央下发1979年50号文件的重要原因。(40)思想观念的改变，是制度文明建立的前提。而制度文明的建立，是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的重要因素。翻开一部世界史，可以发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凡是坚持开放的国家，都是比较富强的；凡是闭关的，都是相对落后的。
　　开放的作用还表现在对国家软实力发展的贡献方面。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一书中提出，他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与科技实力；软实力则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民族精神和社会文化的感召力、政治动员的能力、运作国际组织的能力等。(41)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最迫切的就是要提高软实力。
　　在政治软实力的构建方面，“和谐社会”在战略意义上体现了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具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人文内涵(42)。进一步扩大开放，同西方政治文明进行交流，有助于构建和发展我国的政治软实力。西方的政治文明有不同的层次性：法治、选举、人权等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多党竞争、议会政治仅在西方国家具有普遍意义；“委员会制”仅在个别国家有存在的意义。总的来说，这些文明成果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各不相同，没有统一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43}只有通过开放交流，让不同的文明成果共生共存，才能确定哪些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开放走入世界舞台，我们才能参与国际政治规则的制定，争夺国际政治的话语权，为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注释：
　　①《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53页。
　　②《中国统计摘要(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参见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649页。
　　③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77页。
　　④林毅夫：《中国“奇迹”的经济学解释》，《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3月5日。
　　⑤钱颖一：《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9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3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9、135页。
　　⑧《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0页。
　　⑨参见〔俄〕亚历山大·卢金：《俄罗斯与日益强大的中国》，《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2期；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96页。
　　⑩《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84页。
　　(11)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56页；《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12)《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 001页。
　　(13)《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4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9页。
　　(16)《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39页。
　　(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96页。
　　(18)《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上），第497页。
　　(19)《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上），第540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9页。
　　(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室著：《中国改革开放3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4页。
　　(23)吴象：《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曲折历程》，《百年潮》1998年第3期。
　　(24)丁龙嘉：《改革从这里起步——中国农村改革》，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页。
　　(25)《新时期农村改革与发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页。
　　(27)刘鲁风、何流、唐玉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事录》，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76页。
　　(28)《发生在卢氏县的一场“官司”》，《人民日报》1980年6月25日；刘维汉：《改革开放初期惊动中央的一场风波》，《百年潮》2010年第8期。
　　(29)《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第205页。
　　(30)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 173页；龚育之、石仲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论大纲》，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41页。
　　(31)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0页。
　　(3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
　　(3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9页。
　　(3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9页。
　　(3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77页。
　　(3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77页。
　　(38)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709页。
　　(39)《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第240页。
　　(40)中央50号文件，即批转广东、福建两省特殊政策的报告。
　　(41)陈锦华等：《开放与国家盛衰》，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06页。
　　(42)陈锦华等：《开放与国家盛衰》，第408页。
　　(43)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人物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2007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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