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由外来的一般学说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灵魂，它经历了曲折的、辩证否定的历史演进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体由少数先觉分子到革命阶级整体的大发展；建国后到“文革”时期，经历了由理性地信仰向非理性地信仰的转折；改革开放后至今，则呈现出波谷与波峰复杂交错的上升性。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总体上呈现出信仰客体与时俱进的创新与信仰主体理性自觉的增强二者互动相生的良性生态。自觉地运用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信仰客体以便实现其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诉求对象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信仰化演进历史中的重要启示。
 【关  键  词】 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信仰
 【作者简介】 黄明理、陈悦，河海大学哲学系（南京  210098）。
 【原文出处】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沪）,2011.2.93～98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BKS065)的阶段性成果。
 长期以来，信仰往往被误解为是宗教所独有，其实，信仰是人类生活的本质属性之一。关于人何以需要信仰的追问，必然要回到对人自身的存在方式的追问。信仰源于主体克服有限与无限矛盾的精神需要，更源于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由此，可以将马克思主义信仰理解为由于主体深切地认知到马克思主义对于主体安身立命价值而产生的强烈敬仰之情和恒定的行为追求，实际上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四真”（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便是对马克思主义真诚信仰的存在样态的科学概括。马克思主义既是具有科学品质的真理理论，又是具有合理价值品质的价值诉求，是立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阶段性目标与终极性目标的辩证统一，因而它能够成为科学的信仰对象，它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艰难的历程。在建党90周年之际，梳理中国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状况，对克服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培育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由个别先觉分子到革命阶级的发展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时代，中国究竟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出路究竟在那里，便成为一切志士仁人共同追问的核心话题。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在革新派的努力下经历了一系列的维新自救运动，但最终却以甲午战败而告终，这使得中国的思想家们认识到仅仅依靠“船坚炮利”、“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不能真正救中国，他们深切地意识到西方思想文化、新学新知的重要意义。也正在此背景下，传统的儒家文化信仰终于在西学思潮以及基督教、佛教的夹击下出现了颠覆性的危机。马克思思想首先只是作为一种西方学说而传播到东方世界，而在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则第一次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极大地推动了他们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其中尤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他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并开始以自己的智慧和才情，将马克思主义积极而有效地传播给中国的思想界和广大民众，同时自身也从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觉分子。
　　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是一个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为精神纽带的政党组织，实践马克思主义信仰即创造性应用马克思主义是这一组织坚定的政治信念。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成立之后，其首要的目标就是要唤醒广大受压迫的群众，特别是广大的工农阶级的革命自觉性，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信仰由先觉分子到革命阶级的发展。而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的发展壮大，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的广泛发展也成为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这个阶级的人数虽然算很多，但它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且，由于它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因而更具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要求，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要坚决和彻底。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由先觉分子到革命阶级的发展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
　　随着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工农阶级中的广泛传播，一个信仰的革命阶级逐渐成熟起来。在那个政治环境及其险恶，工作和生活条件相当艰苦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仅用了28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巨大的历史任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整个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并培养了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坚定的信仰，并内化为革命信念，即一种“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①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这一点，他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②“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③综上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中国由少数先进分子自觉的选择，发展到广大革命阶级整体自愿的追求；革命阶级切身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合理的价值观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巨大指导作用，亲身体验到由马克思主义指导所带来的不断胜利的喜悦，共产主义理想便成为革命者勇于舍生取义的精神支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随着革命胜利的曙光日显而愈加真挚和强烈。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向“信仰主义”的历史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社会发展到高潮，并逐渐极端化为个人崇拜和信仰绝对主义。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一种现实的信仰，是以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为根基的信仰，它的命运更直接地取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革命的挫折将使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很大冲击；而革命的胜利则会极大地推动人们确立对它的信仰，使马克思主义信仰普遍化和大众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世界上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断建立，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正确性的最有说服力的实践验证，使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前景充满信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人心，从而在民众中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了累积效应。
　　同时，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运用政权的巨大力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自觉地培育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种力量不是一种外在强迫的理论力量，而是一种以活生生和无可置疑的革命事实为基础的巨大的史实力量，同时又是一种有强大的政权保障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控制的力量。总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占据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强大的政治制度保障，这一科学理论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信仰支柱，发展成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占主导地位的普遍化的思想信仰。可以说，从建国到“文革”前期，中国共产党人及至广大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无论是受众面还是真诚度上都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信仰是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革命成功的喜悦以及革命胜利后强大的政治宣传极容易使人们夸大政治的功能，走向泛意识形态化。在此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中的强烈情感等非理性因素自然会在不自觉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这种非理性化的信仰理所当然地具体化为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伟大真理性的崇拜！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逐渐走向了非理性的极端，以为只要有坚定的信仰（革命信念），社会主义建设也可以像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样很快取得成功，甚至可以很快建成共产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描绘的那种理想社会。尽管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践中遇到很多困难和挫折，但是广大人民对共产党领导力的坚信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从来没有怀疑过，尤其是对革命领袖充满了强烈的爱戴之情甚至是顶礼膜拜之情！最终，这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演变为一种丧失了自我反省、批判创新能力的准宗教式信仰，演变为个人崇拜。“文革”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群体中的大部分以狂热的个人崇拜方式来信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表现为毛主席语录不离手、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而信仰的狂热必致对狂热的批判和对信仰对象的怀疑，特别是经历了“文革”的人为灾难，使人们开始反思、反省和怀疑自己的政治信仰，矫枉过正地产生了政治信仰的怀疑情绪和这一情绪的普遍蔓延，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危机。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由普遍情绪化怀疑到理性化反思

　　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成为坚定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实基础，然而，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中国人民和共产党来说都是全新的探索，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挫折后，不仅毛泽东走下了神坛，其思想也受到民众的质疑，“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怀疑和焦虑感较为普遍。对民众来说，狂热信仰后是信仰的冷却甚至是冷漠；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挫折变成了财富，由此练就了自我纠错能力。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没有重蹈前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覆辙——通过简单否定前一代领导人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正确与合法，而是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犯错误的领袖和领袖的错误：错误有个人意志的因素，也有历史条件的制约；既有个人专断的原因，也有集体无意识和集体失语的缘故。改革开放的事业是继往开来的事业，要吸取教训，更要面向未来。过去的错误被积极地转化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们利益的普惠，民众的政治情绪逐渐被理顺，并被引导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中来。顺利实现这一历史转换的指导思想基础是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政治路线。
　　这一时期，人们更多的心力是用在经济改革上，重点是从理论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上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实践迷惑转化为对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困惑。这一困惑又因为上世纪90年代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改革演变为改制的“颜色革命”而迷雾重重，国民的精神信仰危机雪上加霜，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淡漠到了20世纪最后十年因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而走向全面而深刻的怀疑。兼之，西方敌对势力借机蓄意将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歪曲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失败，这一“失败”与资本主义强国在经济上的表面繁荣和意识形态上的暂时强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国际社会政治生活的上述巨变，给中国人的政治信仰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本来业已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怀疑，似乎在更广阔的世界历史文化时空中得到了某种经验性的印证，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演化为普遍性的社会政治情绪，对马克思主义信仰进一步陷入了谷底。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制度的博弈成为20世纪世界政治生活的最大特点，这一激烈博弈使得世界历史的变化显得更为复杂无常，甚至具有某种戏剧性，上世纪90年代正当西方敌对势力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彩排挽歌时，那些由改革而走向改制的国家不仅没有出现其预期的繁荣发展，反而更加混乱和停滞，百姓生活也每况愈下。相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却越走越顺畅，取得了连敌对势力也不得不惊叹的伟大成就。正反例证的比较使人们开始清醒地反思并深刻认知到，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而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恶果，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强势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遏制。
　　总体而言，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新世纪之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处于被动防御的下风。不过，艰难同时也是一种筛选，投机主义者被淘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在逆境中经受住了考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反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挫折的教训时日趋成熟，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由深度怀疑（表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渺茫论，把具体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夸大化社会主义的失败和马克思主义的无用或错误）而逐渐转变为清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或错误的理解。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上述清理的最重要理论收获。人们学会了对信仰的辩证思维：疑中有信、信中有疑。在高度的理性自觉基础上认识和认同马克思主义，这一认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成就的不断取得而渐渐升华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化的信奉。这是一次真正的辩证否定性的信仰回归，纵然与上世纪中期相比信奉的主体在减少，但其狂热成分也大大减少，信仰者大大地提高了其理性自觉，增强了信仰的坚定性。质言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因为理论的清晰科学和社会主义实践日益成功而使这一信仰队伍的政治素质有了飞跃性提高。
　　
 四、马克思主义信仰由被工具理性边缘化到自觉追求和有序建构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对提高国力和改善民生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对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具有奠基性的意义。然而，经济发展对增强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和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推动作用并不是直接的、直线式的，也不是自发的和无条件实现的，人们关注经济利益的热情远胜于对政治信仰的热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成就并没有能够及时地转化为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和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包括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内的一切崇高的理想和信仰被边缘化的倾向因工具理性的膨胀而日益显现。金钱物质利益由原先个别人的原始冲动普遍化为社会性控制力，这一控制力又因为市场经济所难以避免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而日益扩张为最高的价值坐标和终极信仰。随着物欲横流于世界，人们的文化生活几乎被拜物教的种种“福音”故事和占有越来越多的金钱、物品的梦想所钳制，“只有冷冷的钱在流动，只有孤独的我在徘徊。”④崇高、不朽、理想、信念被四处奔涌的物欲所冲淡和淹没，马克思主义这一崇高的精神追求在世俗的强大物欲冲动面前更是难免出现被边缘化的倾向：人们普遍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劳动价值；即使在马克思主义主阵地的高校里及其他政工宣传部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和宣传工作的最基本的体制性资源都无以保障。这种状况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而中央愈来愈高度重视，恰恰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事实上被愈来愈被轻视。
　　如果说，上世纪整个90年代里马克思主义信仰陷入低谷主要源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这一外部因素，那么，21世纪初逐渐显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危机则主要源于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的恶性膨胀以及我们对此应对不力。它使得我国社会经济成就和民生的巨大改善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未能实现同步前进，换言之，前者并没有完全转化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同和信仰。2004年在《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同年又有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2008年《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颁发，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号召，这一系列的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创新精神和组织制度上对上述状况的积极应对，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没有对策，而是缺乏有效的落实，中央的这方面决策和政令在事实上遭到了地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主阵地高校的普遍悬置。
　　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带来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也因此再次暴露。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重新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中国在抵御经济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国力和负责人的大国态度，使长期诟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越来越失去话语市场，中国之路也越来越显现出世界性的借鉴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救世界资本主义”的声音逐渐获得世人共鸣。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以其为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重新得到价值认同，而且在非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开始开始彰显其巨大的吸引力。时至今天，我们已经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理性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越来越浓，重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也越来越多，让人们有理由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复苏充满期待。
　　
 五、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演进的启示

　　从上述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中，我们能够梳理出一个大致的演进脉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中国经历了由少数先进分子的坚定信仰到人民大众的普遍信仰进而转化为革命和建设的强大物质力量的充满曲折的过程，它不仅是一个由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的观点的简单循从到创造性应用和应用性创造的发展的曲折过程，即信仰客体的曲折完善过程；它还是一个信仰主体不断实现理性自觉和智慧创造的曲折过程。总之，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在信仰客体与信仰主体互动发展的复杂过程中自觉实现的。这一过程给我们带来了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自觉地运用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信仰客体是确保信仰科学合理的前提条件。信仰一个对象首先就要科学地把握对象的本质，并确立信仰主体与信仰客体之间的合理关系。创造性地探索并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所积累的最重要的成功经验（包含着对教训的深刻总结），在对外来的被苏联验证了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运用过程中，由于其重心在应用，对应用对象则是非批判的，这时最容易对信仰对象形成膜拜的心理，毫不怀疑地全盘照搬，犯教条主义错误。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虽然没有能够完全避免被教条化，但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智慧成功地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了出来，学会了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并使其保持与时俱进的品质，为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根本地在于其方法论（科学思维和价值思维方法）的指导，在“创造性应用”中更要学会“应用性创造”，即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品质，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
　　理论的力量主要表现在它为群众所信服和践行，而信服与践行的前提和根据是理论自身的彻底性，因此，理论的彻底性是理论的生命线和力量源泉，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⑤众所周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理论上主要归功于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具有彻底性理论的真诚信仰并以此为指导。要继续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彻底性和发挥其应有的指导功能，就必须不断对理论自身进行创新，以确保其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决定了它不是凝固不变的既存态，而是与时俱进的生成态，在中国要确保马克思主义对人民群众的魅力，就要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都是创造性地发展了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典范。由于它们能够为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提供有效的指导，闪烁出巨大的理论魅力，从而为人们所自觉地认同和信奉。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过程中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形式主义化，为创新而创新，把创新理解为形式主义上的标新，经不起历史考验，也无实际功用。二是替代主义化，借口创新抛弃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精神，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解读为中国化的与马克思主义无关的某种主义。目前，有人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中的学习对象就狭隘地理解为只是学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显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割裂。
　　第二，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性有机结合是确保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理论基础。事实证明，要长期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仅仅靠确信为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这种确信转变成为信服和信仰；仅仅靠以感情为系的信仰也是不牢固的，理性的健全的信仰必须建立在科学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有机结合的维度上，这样的信仰才是坚定而有益的。
　　认知是信仰的基础，认知是对于对象本质的了解和把握，认知的核心是求“真”。当主体确立某种信仰时，就是确定自己所确信不疑的东西是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建立在全面认知和广泛认同基础上的科学信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们来说，他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是靠科学的研究、认识的加深和理论的辩驳而达到的。如果信仰教育只教会人们知道它是主义，而没有认识到它是科学，那么这种信仰就还是不成熟、靠不住的。只有首先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进而把它作为信奉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是成熟的，才是靠得住的，才是值得去信的。
　　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最直率地宣称自己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的，这是它的阶级性或价值性。进行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如果只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忽略它的价值合理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合理性充分表现在以劳动优先、人民至上、共同富裕、集体主义、基于阶级消灭基础上的事实平等、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那么，人们很难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情感体验，导致人们将其升华为信仰的动力不足，因此，还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科学性和阶级性（价值性）的统一，所以，无论是片面强调它的阶级性，还是片面强调它的科学性，都会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第三，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诉求对象化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对接和相互印证是确保马克思主义信仰化的根本保障。当今，马克思主义理论未能充分体现其实践本性或对象化为活生生的现实，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冷漠和怀疑的根本原因。纵然，马克思主义基于科学性基础上的理想性是其感召力的重要源泉，同时，“理论的未来”与“历史的未来”并不能完全也不应该完全重合。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张力应当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这样，理论和理想才会有其魅力和感召力。如果理论与实践严重分离，实践变成了对理论的否证，那么理论就变成了虚枉和虚伪。当前，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出现了相分离的趋势：一方面是因为原有的理论回答不了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理论滞后，缺乏前瞻性。另一方面也因为即使是科学、合理的理论，由于未能建构出科学、合理的实践体制、机制，理论在社会实践中的对象化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如，人民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诉求，“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以人为本的信仰”。⑥而现实的状况却是平均数代替了大多数，人民利益被抽象化的倾向日益严重。尤其是，如果共产党员这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锋队与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不一致，腐败问题层出不穷，必然导致人们对其产生迷惑。⑦意识形态本身就有“虚假性”的一面，如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不能在现实中张显其实践的功能，不能最大限度地对象化其价值理想目标，就无法体现出超越其他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后，执政党的主要使命是创设合理的机制以实现之，唯如此，才能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四信”提供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3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0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4页。
　　④侯惠勤：《正确世界观人生观的磨砺——马克思主义著作精要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⑥张秀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内涵及其主要特征》，《河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3期。
　　⑦王玉萍：《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信仰”研究综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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