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宣告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两种中国命运的决战中，民主战胜了专制。两种中国命运的决战，以党和人民的胜利，“四人帮”的灭亡而告终。这一胜利，翻开了当代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伟大历史转折的新时期。
回顾1976年两种中国之命运决战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经过了三大阶段、两大战役。第一阶段是伟大的四五运动。这个运动以南京事件（包括引发南京事件的文汇报事件）为起点，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四五运动是1976年两种中国之命运决战的第一个大战役。它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以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更加严厉地展开，追查所谓“反动诗词”和“反革命谣言”，再次导致冤狱遍布于国中。这是两种中国之命运决战历程的第二阶段。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把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推到了第三阶段，即最后决斗的阶段。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李先念等党中央领导人创造了超人一等的功勋。
一、四五运动和十月胜利的历史评价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对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四五运动和十月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性质和历史意义做出了评价。1976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历史决议》还说：“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对于领导粉碎“四人帮”斗争的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等的历史功勋，《历史决议》也做了肯定。指出：“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研究的深入，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自然会有发展变化。1986年叶剑英逝世，《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电讯稿，对叶剑英的评价提高为“决定性的作用”。2008年华国锋逝世后，《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新华社电讯稿，将他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的作用提高为“决定性作用”。
二、关于对两个重大事件认识和评价的若干问题
     对于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这两件中国命运决战中的大事，当时和事后，在认识和评论上都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负责任的历史研究工作者有义务通过深入的研究，对这些问题作出客观、公正的分析和说明。
（1）丙辰清明前后发生在中国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以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内涵的群众运动，怎样指称为好？称“四五运动”，还是“天安门事件”？
      实际是，当时和后来，“四五运动”和“天安门事件”并用。但两者又不能完全等同。笔者以为，《历史决议》的评述实际上说清楚了上述问题。《历史决议》写道：“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论断说明：“4月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广大群众采取了抗议行动”，是“1976年4月发生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的代表。当然，用“天安门事件”来指称这场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也是可以的，只要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里不致引起歧义就行。还应看到，在有的情况下，用“天安门事件”来指称这场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还是必要的，如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后来经党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既是特指首都天安门发生的抗议事件，又包括全国的抗议运动在内，就必须用“天安门事件”这个专名来指称。
（2）怎样评价四五运动中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四五运动是不是党领导下发生的？
     四五运动反映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人民群众信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期待党能够战胜江青集团，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在组织上，由于“四人帮”的破坏作用，当时的党中央不仅没有领导这场抗议活动，反而错误地压制、镇压了这场抗议活动。但在政治上、思想上，这场抗议活动没有脱离党的领导，广大干部群众始终遵循党的路线、方针，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四个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为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在思想上、政治上领导了这场抗议运动。
（3）粉碎“四人帮”是否合法？是不是一场政变？是不是军事阴谋？用非法的或非正常的手段打倒执政者，推翻现有政权，这是政变。而粉碎“四人帮”是执政的华国锋为首的中央政治局采取的断然措施。华国锋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和叶剑英、李先念团结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行动以后又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通报此事，作出决定，是完全合法的，并不是发动了一场政变，而是制止了“四人帮”图谋发动的政变，粉碎了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
      叶剑英深谋远虑，在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策时，他等待华国锋下决心，等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首先发话。华国锋委托李先念找他谋划以后，叶剑英才积极参与。因为他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由他首先提出、主持解决“四人帮”的话，会造成“军事政变”这种影响。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外一些领导人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工作，他总是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
      还应该指出，历史评价的用语问题，牵涉到无法回避的立场和感情问题。用实践检验，粉碎“四人帮”这样一场斗争进行得非常及时。全过程只用了半个多钟头，不费一枪一弹，没有流一滴血，就解决了问题，为党、为国、为人民除了大害。干得干净利落，确实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在当时采取通知开会、隔离审查的特殊方式是得当的、有效的。对这一断然措施肯定、赞扬，就绝不会用“阴谋”这样的贬斥、憎恨的词语来评论它，否定它。
三、历史的启示与教益
     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这一段两种中国命运决战的历史，给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启示与教益是十分丰富的。
第一，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是两股不可缺一、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它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四五运动反映出来的人心向背证明了这一点，十月“四人帮”的覆灭、党和人民的胜利，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民，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执政党一定要紧密地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体察群众的愿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想方设法为群众谋福利。
第三，要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紧紧掌握手中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一支听从指挥的、忠于党和人民、训练有素的军队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当然，笔杆子的配合也不可缺少。粉碎“四人帮”以后舆论宣传对稳定局势、巩固胜利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摘自《甘肃社会科学》（兰州），2011.3.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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