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维埃”等许多外来词长期以来是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基本原材料。从政权的名称、组织形式、阶级基础以及民众的社会心理等方面，反思常见外来词“苏维埃”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中逐步走出话语困境、实现制度变迁的发展轨迹，客观辩证地认识它在最终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艰辛历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获取它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带来的深刻启示。

【关键词】苏维埃；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常见外来词

【作者简介】张兴亮(1976-)，男，江西九江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若从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于1899年开始介绍马克思时算起，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早期(1899-1949)、曲折发展时期(1949-1978)、最新发展时期（1978－至今），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则是整个历程的基础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甚至更早，大量承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来词作为基本概念被引入了，如无产阶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1]，其中许多词至今还在使用。关于这一时期外来词作为新词引入中国的情形，王力先生认为：“五四运动以后，一方面把已经通行的新词巩固下来，另一方面还不断地创造新词，以应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现在在一篇政治论文里，新词往往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从词汇的角度来看，最近五十年来汉语发展的速度超过以前的几千年。”[2]为夯实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很有必要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中的常见外来词进行再认识。笔者下文仅以“苏维埃”为切入点，进行粗浅的分析。
    一、“苏维埃”的由来
    “苏维埃”一词是俄文совéт的汉语音译，本来是俄文的一个普通名词，原意即“代表会议”或“会议”。沙皇统治时期的国务会议就叫做国务苏维埃。但自从革命以来，“苏维埃”一词便与由工人阶级经济组织成员选举出来的某种形式的议会相联系。
     早在1905年3月，乌拉尔的阿拉帕耶夫斯克工厂的工人首先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领导罢工的机关。随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市的工人建立了俄国第一个全市性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圣彼得堡、莫斯科等大城市也相继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有的地方还建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农民代表苏维埃。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苏维埃由领导罢工的机关转变为领导武装起义的机关，成为革命政权的萌芽形式。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苏维埃被沙皇专制政府取缔。
     俄国二月革命时期，各地又重新建立了苏维埃。1917年6月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苏维埃在1917年11月7日爆发的十月革命中起了领导作用，组织了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权。1917年11月—1918年1月，苏维埃的名称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1918年1月改称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苏俄1918年宪法规定，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立法、发布命令和监督机关。1922年12月30日苏联建立后，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联盟苏维埃和民族苏维埃组成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1936年改称劳动者代表苏维埃。苏维埃作为苏联的政权组织实行议行合一的原则。
     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我国报刊是把工兵代表苏维埃、工农代表苏维埃意译为劳兵会、劳农会。到1918年苏俄宪法、1924年苏联宪法把“苏维埃”列入国名成为专有名词之后，就不宜采取意译。据著名学者高放考证，中文“苏维埃”一词是由当年北大教授、后来担任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的张君劢于1918年音译的，1922年以后广为流行[3]。
     二、“苏维埃”引入中国
     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偕而来的还有令中国人耳目一新的外来词。“苏维埃”就是其中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常见外来词。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之后，开始在城市组织发动工人运动；在农村，尝试组织农民协会。不久，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致力于国民革命，参加北伐战争。这时，还不具备实行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但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1927年7月28日，斯大林在《时局问题简评》中指出：“在几个月以前，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提出成立苏维埃的口号”，“现在，相反地，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可以成为真正的革命口号”，但又指出：“因此，现在，在高涨没有到来以前，除了争取以革命的领导代替目前的国民党的领导之外，还应当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极广泛地宣传拥护建立苏维埃的思想，不要冒进，不要立即成立苏维埃，要记住只有在强大的革命高潮的条件下苏维埃才能兴盛起来。”[5]8月9日，联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中说：“既然共产党促使国民党革命化的意图得不到成果，既然不能将该党转变为广大工农群众的组织，并使其实现民主化，而另一方面，革命势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将苏维埃这一宣传口号变为直接斗争的口号，并着手组织工农和手工业者苏维埃。”[6]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常委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在肯定“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的同时，仍然强调：“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不〔在〕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现时，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然而这种宣传现在就应当开始，而且要做得非常得当，非常广泛。”[7]
     直到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根据国民党的旗帜在群众中成为“资产阶级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的形势，才决定放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取消了8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实行暴动的条款，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8]至此，中共中央就将苏维埃作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形式接受下来，并把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来抓了。
     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组织形式开始由农民协会等形式向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转变。井冈山、广州、黄冈、麻城等地的党组织，先后领导工农群众武装建立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这当中，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为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是由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的大王”的彭湃领导创建的；影响最大的则是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由著名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担任。
     1928年7月10日，中共六大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对苏维埃的特点、苏维埃的建立、苏维埃的组织以及党政关系等，均作了明确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决议案中以加着重号的方式特别指出：“苏维埃的正式名称应当是工农兵代表会议（乡区的可简称农民代表会议）。中国的苏维埃政权的正式名义应当是：中国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9]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又称“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10]这样，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制度，就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地方工农民主专政政权的组织形式，转变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雏形时期的一种形态。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在全国各地建立革命根据地时，普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故当时的革命根据地简称“苏区”。从此，“苏维埃”一词作为政权组织形式的名称，由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条件下进行执政探索时所普遍使用。当时，苏联是世界各国共产党执政的唯一样板，其政权组织形式“苏维埃”也自然被当作典范引进了。对此，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
     三、普通民众对“苏维埃”的认识误区
     然而，就江西苏区而言，群众普遍不知“苏维埃”为何物，这个外来词首先面临的是本土化思维，很多人称之为“苏先生”。把苏维埃称之为苏先生，使之人格化，反映了当时群众的认知水平。又比如在鄂豫皖苏区：“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一件更艰难的事，这个区域的人们大多不知什么是苏维埃政府，他们的了解是相当可笑的。少数知道苏维埃是工农政府，‘苏维埃’这个字是由俄文翻译过来的。有的说到苏维埃政府是共产国际创立起来的，总机关在莫斯科，中国的总机关在江西，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只是一个分机关。”更可笑的，有的猜测着说：“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别号，苏兆征是广州暴动中苏维埃政府主席，因而我们的政府是苏兆征的别号来命名。”另一位则反驳说：“苏兆征同志已经死了，鄂豫皖乃苏兆征的儿子。皇帝死了，便由儿子继承；现在我们的苏兆征主席死了，也由他的儿子‘苏维埃’继承，因此我们的政府叫做苏维埃政府。”[11]
     现在想来，普通民众的这些说法似乎是幼稚可笑的。但普通民众对“苏维埃”的认识误区，仅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大致有如下情形：
     一是对苏维埃与共产党的关系认识不清。苏联的首都和共产国际的总部都在莫斯科，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皆在江西瑞金。这些都是史实。但笼统地说苏维埃政府是共产国际创立的，并不准确。苏维埃运动虽然主要是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发展的，但从成立历史看，苏维埃（1905年）早于共产国际（1918年）。从组织特点看，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苏维埃则是政权组织形式。这里，普通民众把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混为一谈，既反映了他们普遍缺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常识，也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党政不分的客观事实。而这种客观事实，又与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普遍是在党的指导和帮助下成立并开展工作是有密切关系的。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党政不分就完全不合理，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做出客观的分析。党造政权，党造运动，党成为当时社会整合的中心，这是由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时期的历史作用决定的。
     二是从字面上把苏维埃与中国人名（如苏兆征）简单对应起来。当然，这种联系不是没有根据的。一是因为苏兆征的知名度。他恰好曾担任过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而且是中国最早和最有影响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之一。另外，1927年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这也可见苏兆征是当时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二是因为字面上的共性特点。“苏维埃”与“苏兆征”两者都有“苏”字且以“苏”字打头，普通民众易把苏维埃也当人名，或者当作人的别号。三是因为普通民众认为政权名称与领袖姓名之间具有理所当然的一致性。当时中国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推翻帝制的时间不长，举国军阀割据，又先后经袁世凯和张勋等人各种形式的复辟。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封建专制思想在普通民众中还存在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家国一体”、“家天下”等观念根深蒂固，普通民众对家族、姓氏等概念非常敏感。这一点是客观存在并长期发生作用的。在他们眼里，以政府主席的名字命名政府，是非常正常的。如中华民国一度存在的段祺瑞政府，就是以当时的政府总理段祺瑞的名字来指代的。更何况，苏兆征因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而在工农劳苦大众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把苏兆征当成苏维埃的化身，符合普通群众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
     三是正统论的思想作祟。当时的中共中央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组织的纯洁性，过分强调“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再加上普通民众中一直存在的正统论，因而当时的唯成分论十分盛行。尽管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时，苏兆征当时还在生重病，但作为工人运动领袖的他仍被选为主席。中国长达几千年君主专制的历史给广大民众留下深深的烙印，反映在民众心理上，就是认为“老子死了，儿子继承”合乎情理，世袭制名正言顺。在他们看来，若苏兆征的儿子叫“苏维埃”，他死了，由他担任主席的政府的名称自然就应该换成他儿子的名字“苏维埃”。此外，何况苏兆征死了也确是史实，他是1929年2月25日积劳成疾病逝的。
     发生上述情况，有其社会历史的根源。这个由俄文翻译过来的名词“苏维埃”，毕竟与广大民众尤其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阶级的思想认识水平很不相适应。对“苏维埃”的种种误解，一方面是因为革命者与群众多是文盲。对他们来说，“苏维埃”显得非常费解和生硬。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广大群众对它的深入认识。另一方面，也与党的宣传教育有关系。
     然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农民革命之所以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具有种种外来的（尤其是俄化的）概念和符号。一方面是革命少不了这些洋口号，另一方面是农民革命者又不懂，那就要有一种嫁接的功夫。这里所说的“嫁接”，指的是建立适合话语主体自身知识结构和现实需要的意义联系。这种现象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长期存在。普通民众根据自身经验、知识结构把历史史实与外来词之间赋予各种自认为有根有据的联系。这种本来并不存在的联系在中国特有的语境中，也就变得合情合理了。
     四、对“苏维埃”的初步反思
     当易被误解的外来词“苏维埃”，与一个政府的命名和一个政党的政策直接联系在一起时，它的意义就更加非同寻常了。因为它首先是一种政权组织形式，这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也关系到执掌政权的政党能否得到其所扎根的民众的最终认可，而因此决定了该政党的生命力。这使得当时对苏维埃的深入认识，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但当时异常残酷的国内外斗争环境和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体制机制，使这种考量很少有存在的机会。
     即便如此，当时党内还是有人对此进行了反思，张国焘就是其中一个。尽管他后来脱离了中国革命，但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撇开他为自己辩护、否定革命成就等主观因素，冷静地考察他当时的具体思想内容，他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四川通江的会议上，他针对红四方面军中对入川纲领的质疑这样回应：“苏维埃的基础过于窄隘，土地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事实证明，目前的土地革命并不足以壮大红军，不过是使红军得到暂时的、局部的胜利，鼓舞为数甚少的农民起来分配土地而已。苏维埃运动的致命弱点，是不能与全国反帝和反日联系起来，而被孤立在偏僻的乡村之中，失去了与各大城市广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系。入川纲领，就是为了纠正这些政策上的错误而发。入川纲领是在四川这样的省份，可以实行的惟一的政策，因为‘四川人民政府’的旗号，极具号召力，反之，苏维埃政府，则会使四川落后的人民，产生奇怪和可笑的感觉。”“经过我党的努力，四川人民政府，如果有成就的话，也还是属于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难道在现代的革命运动中，除了苏维埃政府这个名称之外，就不能有其他的名称了吗？如果四川人民政府，真正建立起来了，事实将会证明，这个政策是对的。为什么在全国范围内，所有苏维埃政府不可以统统改成革命的人民政府？这种政策的改变，正是获致胜利所必需的政策。”[12]这里，张国焘从“苏维埃”这个名称入手，反思苏维埃政策改变的必要性，认为这与革命胜利能否获得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苏维埃是一个不易为普通民众所理解的革命口号；另一方面，苏维埃代表一种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和革命政权。
      确实，在中国推行苏维埃政策时存在一个困境：一方面，革命的主要动力是人口众多的工农群众；另一方面，他们对苏维埃又不甚了解。要摆脱苏维埃运动的困境，必须紧紧把握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结构，形成相应的统一战线。在当时的中国，革命动力除了这工农两个革命阶级之外，还有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这些人口比例相对不大的阶级，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但因为同样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因而也具有革命的要求。不与这些阶级结成统一战线，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是难以想象的。因此，选择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权组织形式及名称，作为整合社会各方力量的旗帜，迫在眉睫。提出建立“人民政府”恰恰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种需要。张国焘等人提出要建立“人民政府”，是否超越了当时革命发展的阶段，尚有待商榷。但从名称上讲，张国焘等红军领导人打算在四川成立“人民政府”，与建国后成立“人民政府”不谋而合。当然，两者的内涵是不能简单等同的，后者是对前者的发展。
     “苏维埃”作为政权组织形式时，就不再是一个普通名词。事实上，它曾经一度是张国焘等人与中共中央关于政策方面争论的焦点。在毛儿盖会议上，张国焘争辩说：“这次会议，也许不宜冒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我、认为，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13]
     的确，政策和政治路线要适应时代，更要赢得民心，包括充分尊重广大民众的理解能力和切实把握他们对政策和政治路线的认同度。现在看来，张国焘以苏维埃运动的挫折来否定当时的“左”倾政治路线，似乎不无道理。但他没有看到，急于否定当时的“左”倾政治路线，在策略上是极其危险的，既不利于解决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要矛盾，也不利于加强党处于困境时极端需要的团结。他只看到，比先进武器、军事策略更致命的是政策和政治路线。这固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知道，绝不可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来运用所谓的真理。即便要改变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式，也只能利用适当的时机积极稳妥地推进。实际上，对于“苏维埃”这种关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简单肯定或否定，都不是正确的态度。无论如何，苏维埃运动既不是张国焘等人所能简单否定的，也不会因为有人否定就从此停止探索的步伐。
     五、“苏维埃”话语的适时切换
     事实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抓住重大历史机遇，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其中对外来词“苏维埃”的重新认识使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共产国际七大（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该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确定了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与人民反帝运动连结起来的方针；会议还决定，鉴于国际形势日益复杂，各国具体情况又极为不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一般不直接干涉各国党内部组织的事务”。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苏维埃存在的方式以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这充分体现了依据形势变化而逐步转变的策略思想，避免了180度大转弯所造成的不利局面。
     首先是修改“国体”及其名称。1935年12月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把“工农苏维埃”改为“人民苏维埃”，全面修正阶级政策；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地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14]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有些党史论著把其中的“苏维埃”三字删掉了，是不恰当的。[15]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16]这意味着政权不再仅仅归属于工农，而应归属于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党派。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对苏维埃的认识突破了原有阶级基础的局限性，从“工农”到“人民”，扩大了群众基础，推动建立了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对此，毛泽东一语中的：“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17]
     后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又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1936年9月15-1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当前的任务。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不是国民党所说的西方现代国家，它是有资产阶级参加的工人农民的国家。一旦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我们应该参加，但要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的独立性。民主共和国一定要在群众运动、红军和苏维埃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18]17日，政治局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民主共和国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19]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0]1937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取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称号，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即陕甘宁边区政府。历史至此，“苏维埃”的口号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为了适应这一转变，陕甘宁边区各区县于1937年7月广泛发动人民选举参议员，召开参议员大会，选出基层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和参议会常驻机构。共产党从政权组织形式上作了变动，实行“三三制”，吸收各阶级各阶层人士参政议政。所谓“三三制”，就是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各占三分之一。参议会制度逐渐在县区以下的基层政治生活中代替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制度，成为最基本的政治制度。这种在抗日战争特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政治制度，继承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同时又发展和扩大了民主范围，为后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在中华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为了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在政权建设上表现出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辩证统一。其实，这涉及由阶级斗争的思维转向民族团结的思维。对于经过革命洗礼的广大革命者来说，这种转变非常困难。然而，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中国国情，对“苏维埃”的认识发生了惊天大转移，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六、余论
     1948年9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杰出代表的毛泽东，深入浅出地说明了为什么要实行人民代表会议，而不实行苏维埃。他指出：“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21]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更进一步指出：“代表会议就是苏维埃。自然，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苏维埃’这个外来语我们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会议。”[22]
     表面上看，毛泽东的上述理由好像只是一个名称的简单变动，但这却使得政权组织形式的变革的阵痛相对较小。其实，在这个变动之后，意味着可以创造新的命题，书写新的内容。这不仅仅因为摒弃了“苏维埃”这个外来词，更根本的体现则是由政权组织形式的变化所带来的利益格局的崭新变化。这种摆脱话语困境、实现制度变迁的策略非常高明，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即将全面执政时话语范式的悄然转型。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从而形成人民代表会议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一词最终完全融入中国政权建设的视野。
     正因为充分认识到中国与苏联国情的差异，中国共产党才从照搬苏联的苏维埃模式中毅然走出来，最终创立了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从萌芽、形成、发展，确是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曲折的过程。“苏维埃十年”(1927-1937)的艰辛探索为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最初的劳工专政、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到参议会、“三三制”、人民代表会议直至最后的人民代表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充分借鉴苏维埃制度，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学说与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
     “苏维埃”等许多外来词长期以来是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基本原材料。这些常见外来词通常具有一定生命周期和使用机制，是由于肩负着一定历史阶段的中国化使命而存在的。若要让他们消失，要么找到更合适的词代替，要么其适用的历史阶段终止了。
     我们从前面的梳理中已经看到：仅就“苏维埃”这个外来词而言，不仅从其字面意义上，而且从其内容和策略等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思想，逐步达到实事求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水平迈向一个新的高度。这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我们要倍加珍惜这当中漫长曲折的探索历程，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重温这个历程，能获取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深刻启示。

参考文献：

    [1]〔德〕李博著，赵倩等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4.598.
    [3]高放.俄国十月革命与苏维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4).
    [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5]斯大林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322-323.
    [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一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345.
    [7][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290,313.
    [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237.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464-465.
    [11][12][13]张国焘.我的回忆（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253-254,335,409.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614.
    [15]陈标.“苏维埃”三字不宜删除[J].党史研究资料，2002,(2).
    [16][17][20]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6,152,258.
    [18]毛泽东年谱(188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580.
    [19]张闻天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08.
    [21][22]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36,265.

                                                                                      更多内容详见《中国现代史》